第0365章 秣马厉兵待东风
民国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。
都到了三月尾巴上，昆明的风还是冷的，吹在脸上像刀子片儿似的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讲武堂操场上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，像是谁用毛笔在宣纸上胡乱画了几道。沈砚之站在操场边上，看着新入伍的一批学兵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心里头盘算着另一件事。
南边来信了。
信是孙先生从广州寄来的，在路上走了小半个月，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信封都磨破了边角。信里头话不多，只说北伐在即，望他“整军经武，以待时机”。这八个字沈砚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，每看一遍心里就热一分。十三年了，从宣统三年他在山海关点起那把火算起，整整十三年。清廷倒了，袁世凯死了，北洋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这国家还是四分五裂，百姓还是吃不饱饭。他带着队伍从北打到南，又从南退到西，多少人倒下，多少人离散，如今总算又等到了一个天亮的机会。
“军长！”副官赵铁柱从操场那头小跑过来，军靴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地上，咔咔响，“程参谋长回来了，在军部等您。”
沈砚之转过身，把信折好塞进怀里，大步朝军部走去。他的腿在川南战役中中过一枪，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，走了十来步便有些跛。当年在山海关城楼上，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，如今两鬓已经见了白霜，眼角也刻上了深深的纹路。岁月不饶人，但那双眼睛还是跟十三年前一样亮，像淬过火的刀锋。
程振邦站在军部作战室里，正对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全国态势图发呆。他比沈砚之大三岁，今年刚过四十，头发却已经白了大半。这些年他跟着沈砚之出生入死，从山海关一路打到西南，身上大大小小十七处伤疤，最险的那一处在左胸，离心脏只差半寸。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川南留下的，北洋军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肺叶，他在野战医院躺了整整四十天，差点没挺过来。
“老程。”沈砚之推门进来，先给程振邦倒了杯热茶，“南边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程振邦接过茶杯，没喝，只是用两只手捂着，像是在借那点热气暖手。他刚从广州回来，带回了最新的消息。国民革命军已经编组完毕，共八个军，约十万人。蒋介石任总司令，何应钦、谭延闿、朱培德、李济深、李福林、程潜、李宗仁、唐生智分任各军军长。北伐的箭头直指两湖，主攻方向是吴佩孚。孙传芳在东南观望，张作霖在关外虎视，北洋三系貌合神离，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。
“广州那边热闹得很。”程振邦喝了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沈砚之，“这是北伐军的编制表。我们在西南的队伍被编为预备队，暂时没有纳入第一梯队序列。”
沈砚之接过文件翻了翻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清楚，他们这支队伍在别人眼里是杂牌军，既不是黄埔嫡系，也不是粤军旧部，更不是桂系、湘军的山头。他们是一群没娘的孩子，从北到南一路被人收编、改编、裁撤、重组，番号换了不下十次。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——这些年转战南北，大小百余战，攻城拔寨从不含糊。川南一役，他带着三千人顶住了北洋军一个师的围攻，打了七天七夜，弹尽粮绝之际硬是靠着白刃冲锋撕开了包围圈。
“军长，”赵铁柱忍不住插嘴，“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”
沈砚之把文件合上，放在桌上，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。他的目光从西南边陲扫向两湖，从两湖扫向中原，最后落在那座他无数次在梦里回去过的城市——北京。十三年前，他在北京陆军部任职，亲眼看着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帝制的深渊。那时候他就发誓，总有一天他要堂堂正正地回到那座城里，不是作为潜伏者，不是作为阶下囚，而是作为胜利者。
“老程，你去广州这一趟，对那边的人怎么看？”沈砚之忽然问道。
程振邦沉默了片刻，手指在茶杯沿上慢慢转着圈。他知道沈砚之问的是什么——不是军事部署，不是后勤补给，而是人心。北伐不是一两支军队的事，是一盘大棋。棋局之上有冲锋陷阵的卒子，有运筹帷幄的车马炮，还有那些躲在棋盘底下搅弄风云的手。他们这些人，打了半辈子仗，最不怕的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，最怕的是背后捅来的刀子。
“何应钦谨慎，李宗仁锐气，唐生智圆滑，各有各的心思。”程振邦斟酌着说，“至于蒋总司令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此人雄心勃勃，但城府极深。用你的时候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，不用你的时候也能翻脸不认人。我们在西南这些年，没少受他的排挤。如今他把我们放在预备队的位置上，说白了，就是不放心。”
这番话在军部作战室里落地有声。赵铁柱捏紧了拳头，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。他是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政治，只知道这些年弟兄们跟着沈砚之出生入死，到头来却要仰人鼻息，这口气他咽不下。
沈砚之倒很平静，从窗口转过身来，重新走回桌前坐下。他给程振邦续了杯茶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端起来慢慢呷了一口，像是在品什么稀罕的滋味。窗外操场上的喊杀声远远传来，新兵们还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那是年轻的声音，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生猛劲头。
“不打紧。”他说，声音不高，却稳得像山，“北伐这盘棋，才刚开始下。第一梯队也好，预备队也罢，仗有得打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不是争谁先谁后，是把自己的刀磨快。刀快了，人家想不用你都不行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转向赵铁柱：“铁柱，新兵训练的事抓得怎么样了？”
赵铁柱挺直腰板：“报告军长，这批新兵一共两千三百人，分四个营，正在加紧训练。就是——”他挠了挠头，“就是枪不够。眼下库存里的步枪只有一千两百支，还都是老套筒和汉阳造，膛线都快磨平了。机枪只有三挺，其中一挺还是坏的。迫击炮一门都没有。”
沈砚之皱起了眉头。这些年他们在西南偏安一隅，表面上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可骨子里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。养兵是要花钱的，枪炮弹药、粮草被服、军饷医药，哪一样都少不得真金白银。云南这地方山高路远，中央的饷银从来就没按时发过。他沈砚之又不能学那些军阀搜刮民脂民膏，只能靠着办教育、兴农业慢慢积攒家底。将士们跟着他，吃的是粗粮，穿的是土布，住的营房比老百姓的牛棚好不了多少。若非他治军严明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这些人怕是早就散了。
“老程，”他沉吟了一会儿，“上次你说有个叫卢汉的彝族商人在缅甸边境贩卖军火，现在还能联系上吗？”
“能。”程振邦点头，“姓卢的在仰光有仓库，从英国人手里倒腾枪支弹药。东西不便宜，但货是真的。上次我见他时，他说只要给够银子，机枪也能弄来，是英国军队换装淘汰下来的刘易斯机枪，虽然旧了点，但比咱们那几挺破烂强百倍。”
“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，“你再去一趟仰光，务必在五月之前把那批枪弄回来。价钱上可以多给他一些，但有一条——必须是好货。我的兵上了战场，手里的家伙不能掉链子。”
程振邦站起来，正了正军帽，脚跟一碰：“是。”
沈砚之独自一人走出军部，沿着讲武堂的红墙慢慢走着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斑驳的墙面上，随着他的步伐一明一暗地晃着。这堵墙他走了十三年，走得鬓发斑白，走得膝伤难愈，可他从不后悔。他的父亲沈鹤亭当年在山海关当一个小小的把总，甲午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，上司下令撤退，唯独他父亲带着十八个弟兄死守炮台，全部殉国。那年沈砚之才九岁。母亲把他叫到病榻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爹死在关城上，不是他命不好，是他不知道该防着谁。”这句话沈砚之记了一辈子。
他继续往前走，拐过一排营房，来到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前。院子里种着一棵枇杷树，是他在云南扎根那年亲手栽的，如今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了。树下有个人正蹲在地上，用一根树枝教一群围坐的孩子在地上写字。那是个女人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头发随意挽在脑后，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。她的手指上沾着泥巴，在地上写了个“人”字，抬头冲孩子们笑。
“这个字念‘人’。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，少了一笔都不行。记住了吗？”
孩子们脆生生地答：“记住了！”
沈砚之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没有说话。那女人叫林楚音，是他在北京时结识的。那时候他在陆军部任职，她是京师女子师范的学生，私下里帮他传递情报，好几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他流亡日本，她也跟着去了，在东京一间亭子间里，两个人靠翻译日文书籍勉强度日。护国战争时她跟着他转战川南，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，炮火连天里抬着担架从死人堆里往外爬。后来到了云南，她办了一所平民小学，不收学费，专教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认字。
这女人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，从没抱怨过一句。唯一一次哭，是那年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时候——出生不到三天就没了，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。那天夜里，她把他推得远远的，一个人躲在枇杷树下哭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却不让他靠近。沈砚之在廊檐下坐了一整夜，听着她的哭声和风声搅在一起，心里头像有把钝刀在一下一下地剜。后来天亮了，她红肿着眼睛从树下走出来，看了他一眼，没头没尾地说了句：“明年春天把这棵树再浇浇水，说不定能结枇杷。”那一刻他知道，这个女人是铁打的，比他还硬。
孩子们散了学，三三两两跑出院门，经过沈砚之身边时都脆生生地喊他一声。他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脑袋，看着他们光着的脚板和打着补丁的衣裳，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欣慰。林楚音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泥巴，走到他面前，借着落日的余光看了一眼他的脸色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
“又要打仗了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先去两湖。然后——北京。”他握住她的手，那双手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了，掌心有洗不掉的墨渍和粉笔灰，虎口处还有一道被裁纸刀划伤留下的疤。他把她的手合在自己掌心里，感觉那些细细的茧子硌着自己的掌心纹路，竟比任何誓言都来得踏实。
她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这十三年，每次他说要走，她都是这个反应——先沉默，然后点头，然后转身去收拾行装。她不哭不闹不挽留，因为知道挽留没用。这个男人身上流的是他父亲的血，山海关上的枪炮声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宿命。她当初爱上的就是这样一个不会回头的人，如今也不能怪他不回头。
“枇杷快熟了。”她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。
沈砚之抬头看了看满树的青果，笑了笑：“等熟了给我留几个。打完仗回来吃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身走进屋里，开始收拾行装。沈砚之站在枇杷树下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，又看了看那棵他亲手栽下的树，忽然觉得今年这枇杷花开得太早了——还没入夏，果子已经挂得满枝都是，密密匝匝的，压弯了枝条。当年栽下时它才筷子粗细，风一吹就歪，他还怕它活不成。如今它根深叶茂，风雨不动，反倒成了这方院子最牢靠的守护。
三天后，程振邦从仰光回来了，带回来三百支李-恩菲尔德步枪、十挺刘易斯机枪和五万发子弹。银子花了一大笔，但货确实是好货。沈砚之亲自验了枪，在靶场上试射了三发，弹着点都落在了靶心的黑圈里，比那些老套筒不知强了多少倍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把枪递给旁边的赵铁柱，让新兵们从今天起轮番用这批枪进行实弹训练。
卢汉还托程振邦带回来一个消息。北洋军内部最近不太平，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，孙传芳在东南也在观望风向，随时可能倒戈。革命军一旦在两湖打开局面，整个北洋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，递给沈砚之，“这是昨天晚上收到的，广州发来的。”
沈砚之接过电报，展开来，就着马灯的光看了一遍。电报很短，只有一行字：“沈军长砚之：率部即刻开赴湘西待命。蒋中正。”
他把电报折好，塞进胸前的口袋里，端起搪瓷缸子把最后一口水喝干净。校场上点兵号已经吹响，急促的号声在夜色中穿得格外远，惊起了讲武堂屋檐下栖息的几只鸽子，扑棱棱飞向墨蓝色的天际。
“传令下去——全军集合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山雨欲来前沉闷的雷声，“天亮出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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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到了三月尾巴上，昆明的风还是冷的，吹在脸上像刀子片儿似的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讲武堂操场上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，像是谁用毛笔在宣纸上胡乱画了几道。沈砚之站在操场边上，看着新入伍的一批学兵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心里头盘算着另一件事。
南边来信了。
信是孙先生从广州寄来的，在路上走了小半个月，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信封都磨破了边角。信里头话不多，只说北伐在即，望他“整军经武，以待时机”。这八个字沈砚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，每看一遍心里就热一分。十三年了，从宣统三年他在山海关点起那把火算起，整整十三年。清廷倒了，袁世凯死了，北洋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这国家还是四分五裂，百姓还是吃不饱饭。他带着队伍从北打到南，又从南退到西，多少人倒下，多少人离散，如今总算又等到了一个天亮的机会。
“军长！”副官赵铁柱从操场那头小跑过来，军靴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地上，咔咔响，“程参谋长回来了，在军部等您。”
沈砚之转过身，把信折好塞进怀里，大步朝军部走去。他的腿在川南战役中中过一枪，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，走了十来步便有些跛。当年在山海关城楼上，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，如今两鬓已经见了白霜，眼角也刻上了深深的纹路。岁月不饶人，但那双眼睛还是跟十三年前一样亮，像淬过火的刀锋。
程振邦站在军部作战室里，正对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全国态势图发呆。他比沈砚之大三岁，今年刚过四十，头发却已经白了大半。这些年他跟着沈砚之出生入死，从山海关一路打到西南，身上大大小小十七处伤疤，最险的那一处在左胸，离心脏只差半寸。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川南留下的，北洋军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肺叶，他在野战医院躺了整整四十天，差点没挺过来。
“老程。”沈砚之推门进来，先给程振邦倒了杯热茶，“南边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程振邦接过茶杯，没喝，只是用两只手捂着，像是在借那点热气暖手。他刚从广州回来，带回了最新的消息。国民革命军已经编组完毕，共八个军，约十万人。蒋介石任总司令，何应钦、谭延闿、朱培德、李济深、李福林、程潜、李宗仁、唐生智分任各军军长。北伐的箭头直指两湖，主攻方向是吴佩孚。孙传芳在东南观望，张作霖在关外虎视，北洋三系貌合神离，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。
“广州那边热闹得很。”程振邦喝了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沈砚之，“这是北伐军的编制表。我们在西南的队伍被编为预备队，暂时没有纳入第一梯队序列。”
沈砚之接过文件翻了翻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清楚，他们这支队伍在别人眼里是杂牌军，既不是黄埔嫡系，也不是粤军旧部，更不是桂系、湘军的山头。他们是一群没娘的孩子，从北到南一路被人收编、改编、裁撤、重组，番号换了不下十次。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——这些年转战南北，大小百余战，攻城拔寨从不含糊。川南一役，他带着三千人顶住了北洋军一个师的围攻，打了七天七夜，弹尽粮绝之际硬是靠着白刃冲锋撕开了包围圈。
“军长，”赵铁柱忍不住插嘴，“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”
沈砚之把文件合上，放在桌上，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。他的目光从西南边陲扫向两湖，从两湖扫向中原，最后落在那座他无数次在梦里回去过的城市——北京。十三年前，他在北京陆军部任职，亲眼看着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帝制的深渊。那时候他就发誓，总有一天他要堂堂正正地回到那座城里，不是作为潜伏者，不是作为阶下囚，而是作为胜利者。
“老程，你去广州这一趟，对那边的人怎么看？”沈砚之忽然问道。
程振邦沉默了片刻，手指在茶杯沿上慢慢转着圈。他知道沈砚之问的是什么——不是军事部署，不是后勤补给，而是人心。北伐不是一两支军队的事，是一盘大棋。棋局之上有冲锋陷阵的卒子，有运筹帷幄的车马炮，还有那些躲在棋盘底下搅弄风云的手。他们这些人，打了半辈子仗，最不怕的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，最怕的是背后捅来的刀子。
“何应钦谨慎，李宗仁锐气，唐生智圆滑，各有各的心思。”程振邦斟酌着说，“至于蒋总司令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此人雄心勃勃，但城府极深。用你的时候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，不用你的时候也能翻脸不认人。我们在西南这些年，没少受他的排挤。如今他把我们放在预备队的位置上，说白了，就是不放心。”
这番话在军部作战室里落地有声。赵铁柱捏紧了拳头，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。他是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政治，只知道这些年弟兄们跟着沈砚之出生入死，到头来却要仰人鼻息，这口气他咽不下。
沈砚之倒很平静，从窗口转过身来，重新走回桌前坐下。他给程振邦续了杯茶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端起来慢慢呷了一口，像是在品什么稀罕的滋味。窗外操场上的喊杀声远远传来，新兵们还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那是年轻的声音，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生猛劲头。
“不打紧。”他说，声音不高，却稳得像山，“北伐这盘棋，才刚开始下。第一梯队也好，预备队也罢，仗有得打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不是争谁先谁后，是把自己的刀磨快。刀快了，人家想不用你都不行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转向赵铁柱：“铁柱，新兵训练的事抓得怎么样了？”
赵铁柱挺直腰板：“报告军长，这批新兵一共两千三百人，分四个营，正在加紧训练。就是——”他挠了挠头，“就是枪不够。眼下库存里的步枪只有一千两百支，还都是老套筒和汉阳造，膛线都快磨平了。机枪只有三挺，其中一挺还是坏的。迫击炮一门都没有。”
沈砚之皱起了眉头。这些年他们在西南偏安一隅，表面上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可骨子里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。养兵是要花钱的，枪炮弹药、粮草被服、军饷医药，哪一样都少不得真金白银。云南这地方山高路远，中央的饷银从来就没按时发过。他沈砚之又不能学那些军阀搜刮民脂民膏，只能靠着办教育、兴农业慢慢积攒家底。将士们跟着他，吃的是粗粮，穿的是土布，住的营房比老百姓的牛棚好不了多少。若非他治军严明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这些人怕是早就散了。
“老程，”他沉吟了一会儿，“上次你说有个叫卢汉的彝族商人在缅甸边境贩卖军火，现在还能联系上吗？”
“能。”程振邦点头，“姓卢的在仰光有仓库，从英国人手里倒腾枪支弹药。东西不便宜，但货是真的。上次我见他时，他说只要给够银子，机枪也能弄来，是英国军队换装淘汰下来的刘易斯机枪，虽然旧了点，但比咱们那几挺破烂强百倍。”
“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，“你再去一趟仰光，务必在五月之前把那批枪弄回来。价钱上可以多给他一些，但有一条——必须是好货。我的兵上了战场，手里的家伙不能掉链子。”
程振邦站起来，正了正军帽，脚跟一碰：“是。”
沈砚之独自一人走出军部，沿着讲武堂的红墙慢慢走着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斑驳的墙面上，随着他的步伐一明一暗地晃着。这堵墙他走了十三年，走得鬓发斑白，走得膝伤难愈，可他从不后悔。他的父亲沈鹤亭当年在山海关当一个小小的把总，甲午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，上司下令撤退，唯独他父亲带着十八个弟兄死守炮台，全部殉国。那年沈砚之才九岁。母亲把他叫到病榻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爹死在关城上，不是他命不好，是他不知道该防着谁。”这句话沈砚之记了一辈子。
他继续往前走，拐过一排营房，来到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前。院子里种着一棵枇杷树，是他在云南扎根那年亲手栽的，如今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了。树下有个人正蹲在地上，用一根树枝教一群围坐的孩子在地上写字。那是个女人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头发随意挽在脑后，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。她的手指上沾着泥巴，在地上写了个“人”字，抬头冲孩子们笑。
“这个字念‘人’。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，少了一笔都不行。记住了吗？”
孩子们脆生生地答：“记住了！”
沈砚之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没有说话。那女人叫林楚音，是他在北京时结识的。那时候他在陆军部任职，她是京师女子师范的学生，私下里帮他传递情报，好几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他流亡日本，她也跟着去了，在东京一间亭子间里，两个人靠翻译日文书籍勉强度日。护国战争时她跟着他转战川南，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，炮火连天里抬着担架从死人堆里往外爬。后来到了云南，她办了一所平民小学，不收学费，专教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认字。
这女人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，从没抱怨过一句。唯一一次哭，是那年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时候——出生不到三天就没了，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。那天夜里，她把他推得远远的，一个人躲在枇杷树下哭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却不让他靠近。沈砚之在廊檐下坐了一整夜，听着她的哭声和风声搅在一起，心里头像有把钝刀在一下一下地剜。后来天亮了，她红肿着眼睛从树下走出来，看了他一眼，没头没尾地说了句：“明年春天把这棵树再浇浇水，说不定能结枇杷。”那一刻他知道，这个女人是铁打的，比他还硬。
孩子们散了学，三三两两跑出院门，经过沈砚之身边时都脆生生地喊他一声。他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脑袋，看着他们光着的脚板和打着补丁的衣裳，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欣慰。林楚音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泥巴，走到他面前，借着落日的余光看了一眼他的脸色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
“又要打仗了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先去两湖。然后——北京。”他握住她的手，那双手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了，掌心有洗不掉的墨渍和粉笔灰，虎口处还有一道被裁纸刀划伤留下的疤。他把她的手合在自己掌心里，感觉那些细细的茧子硌着自己的掌心纹路，竟比任何誓言都来得踏实。
她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这十三年，每次他说要走，她都是这个反应——先沉默，然后点头，然后转身去收拾行装。她不哭不闹不挽留，因为知道挽留没用。这个男人身上流的是他父亲的血，山海关上的枪炮声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宿命。她当初爱上的就是这样一个不会回头的人，如今也不能怪他不回头。
“枇杷快熟了。”她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。
沈砚之抬头看了看满树的青果，笑了笑：“等熟了给我留几个。打完仗回来吃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身走进屋里，开始收拾行装。沈砚之站在枇杷树下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，又看了看那棵他亲手栽下的树，忽然觉得今年这枇杷花开得太早了——还没入夏，果子已经挂得满枝都是，密密匝匝的，压弯了枝条。当年栽下时它才筷子粗细，风一吹就歪，他还怕它活不成。如今它根深叶茂，风雨不动，反倒成了这方院子最牢靠的守护。
三天后，程振邦从仰光回来了，带回来三百支李-恩菲尔德步枪、十挺刘易斯机枪和五万发子弹。银子花了一大笔，但货确实是好货。沈砚之亲自验了枪，在靶场上试射了三发，弹着点都落在了靶心的黑圈里，比那些老套筒不知强了多少倍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把枪递给旁边的赵铁柱，让新兵们从今天起轮番用这批枪进行实弹训练。
卢汉还托程振邦带回来一个消息。北洋军内部最近不太平，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，孙传芳在东南也在观望风向，随时可能倒戈。革命军一旦在两湖打开局面，整个北洋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，递给沈砚之，“这是昨天晚上收到的，广州发来的。”
沈砚之接过电报，展开来，就着马灯的光看了一遍。电报很短，只有一行字：“沈军长砚之：率部即刻开赴湘西待命。蒋中正。”
他把电报折好，塞进胸前的口袋里，端起搪瓷缸子把最后一口水喝干净。校场上点兵号已经吹响，急促的号声在夜色中穿得格外远，惊起了讲武堂屋檐下栖息的几只鸽子，扑棱棱飞向墨蓝色的天际。
“传令下去——全军集合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山雨欲来前沉闷的雷声，“天亮出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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